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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亡作家貝嶺談在中方施壓之下無法出席法蘭克福中國討論會

2009年9月10日

作為法蘭克福書展相關活動的「中國與世界-感知與真相」研討會近日成為了一個熱鬧話題。幾天前,被邀請參加這一研討會的中國流亡作家、旅居台灣和美國的貝嶺臨時被研討會主辦單位法蘭克福書展通知,不要出席將在周末舉行的這一活動,原因是中方與會者的堅決反對。消息傳出後,德國媒體一片嘩然,對活動主辦單位和北京有關當局的批評四起。周四,情況出現轉機,貝嶺和另一位異議作家戴晴獲得德國簽證,並以於周五抵達法蘭克福。貝嶺周四在北京接受了本台記者電話採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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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之聲:貝嶺,你能介紹一下有關你接到通知說,不要參加本周末將在法蘭克福舉行的書展國際研討會的背景嗎?

貝嶺:據我所知,這個研討會是這幾個月書展期間的最大的一個國際研討會。這個研討會本身按照原來書展方的構想,應該是可以容納不同看法、意見,可以在上面就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可以有一個非常深刻的交談。從書、文學、出版以及世界心目中的中國等不同的角度。書展方負責人彼得‧利浦肯告訴我們說,從設想上說,中國方面也說可以有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討論,中國方面是完全表示認同的。可是就在我收到的4、5月到6、7月之間的和最後受邀請人的名單變化很多。我發現就是越來越多好像有中國官方色彩的人參加。我說中國官方,包括前中國駐德國大使。

我想這些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為是一場和中國有關係的國際研討會,中國作為書展主賓國的前提下,中國方面人員有所增加,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,在這樣一個活動中,應該有可以從不同角度探討中國反映中國這些年變化的不同聲音,這樣的聲音應該得到保障,比如說獨立的記者、編輯、流亡作家、流亡出版人等。據我所知,這些部分是原來設計者的構想。但是後來發現,中國方面對與會者的干預越來越多。

德國之聲:有什麼樣的具體的干預方式?

貝嶺:比如說,最顯著的情形是,我本人在8月初發現原來主辦單位給我們提供的邀請者名單中我的名字、戴晴以及大陸一位地下文學參與者徐曉的名字都消失了。負責方給與我的回復中提出的理由頗為牽強,有一些是不符合事實的。

德國之聲:他們例舉了哪些理由?

貝嶺:比如,他說「你很久沒跟我們聯繫,我以為你很忙,或許這個活動你不一定要參加了」。我說,我非常清楚這個活動非常重要,我本人感到非常榮幸能夠被邀請,之前的互動以及我的準備都說明我對這項活動很關心。然後他們表示,有關我的部分不會再有變化。說到與會的另外一些來賓的情況時,他們解釋說,有的人沒有出過國,沒有護照。當時我以為這種情況屬實,後來我發現他們都有護照。像戴晴經常出國。所以我發現有些陳述是不準確,不符合事實的。

當我們發現我們的名字不能出現在與會者名單上的時候,我就詢問到底為什麼?書展方解釋說,中方施加了些壓力。但是也強調,這部分的邀請是不會發生變化的。但是周三晚間我被正式通知到,請我為書展考慮,不要來參加這場研討會。

德國之聲:請您「為書展考慮」是什麼意思?

貝嶺:為書展中中方對這個活動的強大的壓力。我覺得最為震驚的是,書展方告訴我,中國的著名小說家莫言告知書展,如果我作為流亡作家出現在討論會的房間裡,他們要立即退席。也就是他們不願意和任何和他們的經驗、人生不一樣的流亡作家出現在書展上。但願我希望這種看法是不準確的,因為也許中國官方使用他的名字來表示強烈的、霸道的態度。雖然書展主辦單位表示,這是第一場重要活動,接下來有很大的國際書展,如果這個活動遇到重大問題,他們擔心這個書展能不能做下去。他們擔心周末的活動可能完全不能展開。因為中國方面表示,如果我去參加,一半以上官方派出的學者作家都要退席,或者他們立刻放棄前來書展。在這樣的壓力下,我被告知要顧全書展的大局。

但是我首先強調了,獨立表達、作家學者的言論自由是原則問題,這是書展的歷史傳統。以現在這個情形來看,他們完全沒有堅守這樣的基本的底線。書展頒發一項著名的書頁和平獎,這一獎項授予為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做出巨大貢獻的作家和出版人。如果書展今年的活動連這個部分都不能堅守,我認為是對書展、對出版、對一個自由表達環境社會的嚴重傷害。這個部分如果是由於中國的參與在德國變成現實,這是不可想像的。

採訪:謝菲

責編:葉宣